书法家曾景充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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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今年1月14日,是著名书法家曾景充先生逝世三周年,作为他的学生和女婿,我终于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了:我花了两年时间筹建的曾景充艺术馆落成了!
今年1月14日,是著名书法家曾景充先生逝世三周年,作为他的学生和女婿,我终于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了:我花了两年时间筹建的曾景充艺术馆落成了!然而,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远远还没完成。在整理中,我每每有被震撼的感觉。虽然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孜艺楼”(他的斋号)学书法,前后写过关于他的文章不下十多篇,自问对他的了解不算浅。然而,在整理他的“故纸堆”时仍会有“新发现”。上世纪50年代,他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书画作品,他的一幅反映工人生活的水彩作品还得过全国工人美术二等奖;60年代,他已经临摹了赵孟頫和何绍基的作品整整有十多册了!当时由于名家碑帖出版的还不多,加上经济的原因,不可能都买新的,于是,他用双钩临摹或者晒蓝图等方法复制了一大堆碑帖或者名家手迹,现在都装在几个蛇皮袋里面。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他先后在黄埔建港指挥部和青年文化宫的宣传部门工作,时间相对多了,于是,成果更加显著。我找到这个时期的临摹本多达数十本。他按隶书、魏碑、行草等书体来分类,编成《隶篇》、《魏珍》、《草珍》等等,各有5到10本左右。严格来说,临摹本的说法不准确,其实他是在自编书法字典。例如,同一个字,隶书碑帖里有十多种写法的,他一一临摹下了,剪贴到旧杂志上,按部首编成册。而且临摹是一丝不苟的,临得不好不能入选。他的女儿、我的太太小敏回忆说她小时候经常为父亲贴这些字,有时酷暑时节,他干脆“赤膊上阵”,在案上大汗淋漓地临个不亦乐乎。然后把好的剪下来让女儿贴上去。我粗略算了一下,总共60册,每册约25页,每页50字左右,也达75000字啦!而这些都是大浪淘沙选出来的!此外还有数十本集某家某碑帖的字写成对联或者诗词的。
该重点说一下他编的《草珍》。我发现每个字例的编写中,都是把临摹晚清沈曾植(号寐叟)的字摆在前面。这当然不奇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沈的忠实拥趸,大量临摹过沈的东西。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期间,“臭老九”都靠边站了,包括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但曾景充仰慕容老的学识和为人,所以不避嫌疑,经常到中山大学找他讨教,看他的书籍和藏品。尤其是看到沈曾植的真迹,就爱不释手,有时会借回家临摹。容老看到他临摹得越来越像了,有一次,拿着一幅沈的真迹对他说:“这件作品你拿去,不用拿回来了。”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始还想推辞,后来容老说:“你临得这么好,应该奖励你的。”他才感动地收下。难怪上世纪90年代中,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常宗豪先生请曾景充到该校讲学时,称呼他是“翻生沈寐叟”!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大师是这样炼成的!可贵的是,他并不一味地满足临摹,而是用心去理解、比较,然后上升到理论层面分析。往往编完一个系列后,他会整理一篇文章,放在册子后面。例如,在《草珍》后面,他用非常精美的蝇头小字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论文《草书简论》,对各家各派的草书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对如何写好草书提出非常实用的训练方法。更难得的是,对各大名家,哪怕是他最崇拜的沈曾植,他都有具批判性的评价分析,指出其不足和解决的意见。古人用“皓首穷经”来形容以前的书生一生的追求,现在改用“皓首穷书”来形容曾景充对书法的痴迷并不为过。近年来,我不时也会搞些书法展览,出些个人书法集,但现在感到汗颜了:对比曾老师,自问自己做了他百分之一的功夫都还没有,就迫不及待地来表现,是不是过于浮躁了?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好好整理他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从中学习,同时让更多的人获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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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国际游,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

沈曾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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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
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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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竖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竖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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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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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
—是沈曾植借米芾书风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在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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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在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1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道周与倪元璐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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