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亚洲女人,名叫小野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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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约翰·列侬曾形容小野洋子为“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
小野洋子行为作品《切片》约翰·列侬曾形容小野洋子为“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时至今日,79岁的小野洋子依然创作着上世纪60年代让她声名大振的观念艺术。作为伦敦节的一部分,6月19日,小野洋子的作品将在伦敦蛇形画廊展出。与此同时,她也敞开心扉,与画廊联合总监汉斯谈起了她的艺术理念,以及她和列侬未竟的梦想。
几十年来,小野洋子从未远离公众视线,无论是作为约翰·列侬的未亡人,或是作为颇具声名的女性艺术家。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似乎是她永远的标志,深深的“事业线”则见证着她不老的传奇。
小野洋子在伦敦文华东方酒店的套房中接待了来访的英国艺术史学家Simon
Schama,这里相隔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仅几步之遥。6月19日,作为伦敦节的一部分,小野洋子的艺术——电影、装置、“指令”作品——将在英国展出。即将踏入80岁门槛的她依然保持绰约风姿,就像一个“精灵”,当招牌似的墨镜从鼻尖褪下,你会看到她的眼中流露着友善的笑意。
爱最终会取代仇恨吗?
小野洋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被憎恨。1945年,12岁的小野洋子在地下室里躲过了3月的东京大轰炸。她母亲的家族是日本银行业巨头,当时,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数躲到了长野县的轻井泽,那里是上流社会消夏的胜地,但小野洋子的母亲是一位现代女性,“一位艺术家,高贵的画家,在设计方面颇有才华”,母亲认为此时去享受自欺欺人的奢侈与和平才是不体面的做法,她告诉小野洋子,“我们不要加入这些卑鄙的中上阶层。”
“对她而言,一切就像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去乡间是多么美好。”他们租下一片农舍,然而,“那是一场灾难”,小野洋子露出苦笑,每当事情不像预料中那样发展,她总是会呈现这副表情。乡间的人蔑视东京人,也不会纵容他们关于社会团结的浪漫情怀。况且,小野洋子的家族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异国味道,作为一个美国背景的女孩(他父亲曾是旧金山安田银行的负责人),她受到了特殊的厌恶——“我被迫害”。“我母亲的美梦破碎了。如果去轻井泽,一切都会好些。”用家族的珍宝换得最低限度的食物,这位富家小姐见证了令人绝望的匮乏,“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到树林里去找蘑菇吃,他们全都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事情。”
她们的母亲回到东京,留下小野洋子和弟弟独自承受乡间人们的鄙视。“我在美国受到迫害,我在东京同样受到迫害。”她轻轻咳嗽了一声,微微一笑。战争结束后,她坐在大卡车后挂斗里回到东京,司机喊道,“东京,这是东京。”“我完全无法相信,这里什么都没有,人们住在废墟中……但与此同时,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知道,我可以度过任何困难。”
爱最终会取代仇恨吗?时隔多年,那种痛彻的情感仍在上世纪60年代一辈的脑海中翻涌,他们仍然不能原谅小野在“史上最伟大乐队”间制造的裂痕,对此,小野也一直不能释怀。但在当时,这种冲着小野的仇恨是混杂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可耻而恶毒的混合体,伴随着对那位坚忍不拔、深受爱戴的利物浦人变得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不理解。英国人觉得小野洋子抢走了他们的国宝,没准他们现在还这样想。
多媒体创新者
如果未成为列侬夫人,这个世界会知道小野洋子吗?——“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正如列侬形容的那样。看完展览,答案应该是一个大大的“是”——这是一个他俩喜欢的词。与列侬相识前,小野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多媒体创新者”的形象——一个力图使各种表现的和概念的艺术作品达到一种诗学本质主义的先锋。你可以在她的电影里捕捉到这种大胆的天真,最佳案例来自1964年她在蛇形画廊展览上的行为作品《切片》(Cut
Piece)。她面无表情地坐在台上,任由观众从她的衣服上割下碎片——观众一开始还有点不由自主的紧张,后来就越来越无所顾忌。影片带来了与希腊戏剧一样的困扰效果。
《苍蝇》(Fly)则是对1930年代超现实主义的回响。一只肥硕的苍蝇落在女孩丰满的上唇上面。它爬来爬去,嗡嗡作响,嘴上的吸管微微翕动。她一动也不动。它慢慢地爬到她下嘴唇,悠然自得地停在那濡湿的缝隙处。实在恶心极了,但又令人惊叹。在所有的古怪背后,是让人震惊和入迷的美。
不要低估小野洋子和列侬一起创作出来的艺术和音乐(有些非常糟糕,但还有一些,比如“Approximately
Infinite Universe”,是无可争议的佳作)。
时至今日,40年过去了,小野仍然在“给和平一个机会”,正如他们在蜜月套房的床上,对着狗仔队的镜头,对着全世界歌唱。
“暴力应该停止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她的姿态始终如一,“每天我都在推广‘想象和平’(Imagine
Peace)。这是一种群体冥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与。如果你想象和平,你就不会杀人了。这不是很好吗?”
你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小野洋子艺术创作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
“一切都是从音乐开始。”她回忆说,上学之前她被母亲送到位于东京池袋的自由学园明日馆,这所由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屋子里曾经诞生了许多日本音乐之星。她的家庭作业是倾听家中白天的声音——表针的嚓嚓声、水龙头的滴答声——然后把它们变成音符。将噪音转化做音符,听起来似乎是约翰·凯奇发明的玩意儿。然而,凯奇将在1950年代影响全球,早在1930年代,类似的概念成了日本一所幼儿园的家庭作业。之后,日本遭到毁灭性的军事报复时,那些专注于感官反映的时光就变得相对珍贵了。
那种“再看、再听、再想”的禅修,那种将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王国转换为先验王国的能力一直伴随着她,从东京到纽约。不需要太深入的人类学分析,就能看出她的禅学遗产对抗着1950年代投机的物质主义,无论是战败的日本还是战胜的美国,都期待从战争中获得回报。在美国和日本所有战后恢复中,她最感兴趣的是“精神的恢复”。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想让生活变好?”
在纽约钱伯斯大街“冷水公寓”,她进行了一系列表演和音乐会,极简主义的“指令”和瞬态经验替代了框架图像的静态和自命不凡。眼睛和大脑替代了图像,这一技巧可爱、自由,是真正的创新,“我觉得艺术应该像科学一样,总是发现新的事物,我希望成为居里夫人。”
1966年,当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电光石火交汇的那一瞬间,小野洋子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先锋概念艺术家。她坚称自己真不知道他是谁,那时候是干吗的。“我只是看到这个看起来很有魅力的男士对我的作品非常关注。”对于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披头士狂热,他们一无所知。“我很天真,我们都是……我觉得一切将会很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工作消失了。而约翰,即便他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也开始遭到抨击。”她沉默了一会儿,宽阔而阳光的脸庞飘过一朵悲伤的乌云,“想到我可能是这一切的原因,我觉得非常沮丧。”
然后,她回忆起一切美好的事物:她和列侬合作首张专辑《Full of Things Not
Done
Before》的那个漫漫长夜。黎明的微光穿透窗户,“我们觉得彼此就是居里夫妇,试图改变世界。我知道这种骄傲感可能被一些人视作傲慢,但那不正是活着的理由吗?”她还记得自己制作的一部电影,列侬有时显得神秘的面容融化作一个邪恶的坏笑。此时,你会意识到,小野洋子果真未曾改变,即便经历了全世界,经历了所有的过往,她依然像一个永不变老的孩童。对她而言,一个微笑就是一件艺术品,富人再有钱,也无法在拍卖会上买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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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秋,33岁的小野洋子来到伦敦,准备在因迪卡画廊举办一场艺术展。在展览紧锣密鼓的筹备期间,画廊的老板请约翰·列侬来预览。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展厅里游荡着,时而拿起锤子按照索引钉钉子,时而拿过待展的苹果塞进嘴里咬一口,心里并没有过多的感受,只觉得这是一场行为艺术秀。随后他踏上了展厅中央的那把白色梯子,拾级而上,停在了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前,透过窥视镜,他看见里面一个英文单词:YES。那一刻,他被震住了,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心灵与之产生了交汇,是被埋在灵魂深处的期许。他也意识到小野洋子的艺术作品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一般先锋艺术家们的怪诞与前卫,她的内里是明媚的阳光和绝地逢生的信仰——和平。

这篇文章要说的就是这个女人,她饱受争议却始终独立坚强,她才华横溢却甘心收起光芒。大多数人只知道她是约翰·列侬的妻子,可他自己却说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和灵魂伴侣,他称她为“世上最有名的不为人知的艺术家”。

小野洋子的外曾祖父安田善次郎是日本安田财团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东京银行的创始人,可谓富可敌国。而父亲这一脉是日本天皇的后人,家族中出过许多文人墨客和艺术家。父亲小野英介在成为银行家之前也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并且精通英语、法语,思想西化,他对小野洋子的影响非常大。

美高梅官方平台网址,但名门贵族里的孩子生活得也未必幸福,尤其是在动荡年代。中年时的小野洋子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几乎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她说陪伴自己的只有仆人和私人教师。一个老师专门教她钢琴,另一个教她圣经,而她的仆人又教她佛教。每顿饭她都独自一人坐在冷冷的椅子上,扒着长长的桌子,身边站着一群仆人,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小野一家经常搬迁,从东京到纽约,又回到东京,再去河内,由于战乱又辗转回到东京,最后又去了纽约……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二战爆发,小野洋子衣食无忧的生活便彻底被打乱,父亲还被当作俘虏关在西贡的监狱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轰炸东京,母亲只得带着她一路逃难到乡下,用首饰和舶来品换取生活物资。然而,他们并不能被乡下的人们接受。他们被视为娇气的城里人,甚至被笑话是行走着的黄油。

九十年代时,她写了一首诗,并与列侬合作将它谱成歌曲Watching the
Rain,里面简要记录了她童年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榻榻米上遥望蓝天。

因而“蓝天”似乎成了一种象征,它代表着希望与和平。生长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人们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和远大而严肃的梦想,小野洋子是这样,约翰·列侬也是如此。他们两人都经历过战乱,又成长在冷战年代,并且都亲身体会过家庭的破碎之痛,所以两个暗藏伤痕的灵魂在相遇相知之后才会彼此依恋,更加难分难舍。

动荡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无法融入的群体使得小野洋子的性子越来越封闭,也使其一生都显得格格不入。即使是在战后,少年小野洋子回到东京,恢复往日生活,并且进入学习院,与日本贵族子弟和精英子女一同学习,她也依旧无法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在此期间,明仁天皇的弟弟义宫正仁亲王对小野洋子暗生情愫,他曾送给她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并赋诗到:“让我问一问远处那高涨的海浪/我梦中的那个人可安好”,这张照片小野洋子一直留着,却从没对送照片的人做出任何回应。

不久之后,小野一家又搬去纽约,小野洋子进入一家非常出名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可想而知,置身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群里,小野洋子的孤寂一日深似一日,她试图通过创作诗歌,音乐和绘画来抒发自己,可是没有一样能够满足她。她的任何一个创作在别人看来都是“四不像”,同学老师都认为她的诗歌写得像故事,故事又像诗歌;戏剧像歌曲,歌曲又像戏剧……

在不被认可也不被理解的学校里熬过三年,小野洋子终于决定辍学离开纽约。她在曼哈顿与日本作曲家一柳慧秘密结婚,整个婚礼只有新郎新娘和牧师。婚后,两人回到日本。然而,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小野洋子甚至得了抑郁症,几次想要轻生。最后一柳惠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隔离治疗。

这时,一直仰慕小野洋子的安东尼·考克斯从美国追到了日本的疗养院。他经常来看望她,并且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小野洋子并未动心,却动了念,她与丈夫一柳惠结束了婚姻,嫁给安东尼,并让他为自己做担保,才得以离开精神病院,最后,两人一起回到了美国。转年,小野洋子生下了两人的女儿,并在不久后与安东尼离婚。

此时的小野洋子已经凭借自己的艺术造诣在圈内小有名气,她不断将自己理解的先锋艺术发扬光大,随着她的作品一部部问世,她的“裸露”和“和平”的主题也一次次得到大众的欣赏和赞美。很快她的作品便被介绍到大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在这里,她遇见了一生的灵魂伴侣——约翰·列侬,像是一部精彩的戏剧,开头精彩,过程跌宕,收尾绵延。

两个人相识相知后便如干柴烈火般,愈了解愈亲近愈难舍难分。用列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两颗脑袋,一条命运”。但彼时的约翰·列侬是有妻子的,两人虽然同船渡共枕眠,可灵魂和思想是抽离的。她是个性情与列侬完全相反的人,安静、克制、冷静。她虽然见证了披头士乐队最为辉煌的七年,却始终都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她唯一能做的,想做的,就是照顾好她和列侬的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却被列侬解释为“酒后犯下的错误”。

在列侬与妻子辛迪亚周旋于离婚事宜的那段时间,小野洋子的前夫偷偷带走了女儿,于是小野洋子与列侬两人的生活被搅得七零八落。最无助的时候,小野洋子还跑去看了手相。手相师告诉她,她的前半生犹如一阵疾风,在苍茫大地之上飘飘荡荡,无所寄托。而今,她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好比一座坚固的大山,她若与这座山结合起来,才会被物化,落地生根。

手相师一语点醒了小野洋子,她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临界点上,她所依存的世界只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并且很快就会消失。原来,她唯一缺少的东西就是根,所以她一直都是在瞎晃悠。

幸好,约翰·列侬适时出现了。他对她说过的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这三个字让小野洋子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原本要消散的东西终于可以存活下来了,就是这种彼此心安的感觉让两人活到了一起,慢慢成为一个整体。

婚后两人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上的生活,他们倾心于音乐,哲学,艺术,并致力于反战宣传。最有趣的是在越战期间,夫妇两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一场名为“床上和平运动”的展览。这颇为标题党的名称吸引了大量前来围观的人,他们都以为自己三生有幸能见证艺术家“滚床单”的画面,然而人们挤破了头看到的,是小野洋子和列侬坐在布满鲜花的床上,一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祥和图景。

中年的小野洋子和列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不住地哈哈大笑。他们就像两个小天使一样坐在床上,聊聊艺术和哲学,还莞尔一笑,对千辛万苦挤进来的人说“世界和平,兄弟们。”那是个纯真年代,驻足床畔的人们忍不住羞愧地低下头,骂自己思想肮脏,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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