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概要:王笠泽的《宋庄房讼纪实》,记述的是几乎无关的两个人群——边缘艺术家与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既相互依存又充满矛盾的遭遇。
王笠泽的《宋庄房讼纪实》,记述的是几乎无关的两个人群——边缘艺术家与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既相互依存又充满矛盾的遭遇。流浪或非体制内的艺术家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又不断地被体制边缘化,让他们不得不远离都市,到城郊农村落脚时,遇到了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农民这个新房东。而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地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以仅有的自宅卖或租给艺术家之后,艺术家与农民便成为一对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这是宋庄乃至北京其他如草场地周边等艺术区或其他城市边缘艺术区的基本状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作为社会潮流的自由艺术家是和“下海潮”和“民工潮”一起涌现,它的标志就是艺术家聚集区的出现,《宋庄房讼纪实》有详细的记述。文革结束,当艺术脱离了意识形态一统化模式和艺术家脱离了“单位”之后,追求自由地从事艺术和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身份,是艺术家聚集地产生的前提。“圆明园画家村”的聚集规模在1992——1993年达到高峰,1995年被驱散,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从圆明园迁到宋庄,九十年代末宋庄艺术家的聚集已成规模,之后,上苑、798、费家村、草场地等艺术区相继形成。
据我有限的了解,和费家村、草场地、798那种有中间开发商或其他中间环节相比,只有宋庄和上苑由于地处较远的郊区农村,而且,最早的艺术家聚集到这里,是艺术家和农民私下租赁或买卖,才有艺术家买农民房子的事发生。其实,本村农民之间买卖自己房子的事情,自古使然,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自房基地收归集体所有之后也从未停止过。艺术家或者其他城市居民来农村买农民的房子,也许这是城市化进程以来才发生新情况,这自然与农村尤其越来越多的城市郊区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造成农村房子的空置现象有关。不是最近有每年近一万个农村在消失的新闻吗?这才促使因各种原因或买不起城市楼房的,或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居民,到农村来购买这些空置的房屋。这种情况的发生显得合情合理,只是国家缺乏相应的政策,去应对这个社会的新情况而已。我们最早到宋庄来的时候,就是发现宋庄到处是空置或倒塌的房屋,艺术家买农民的房屋,也没有超出农民房屋空置和城市居民买农民房屋现象的范围,所不同的只是由于艺术家聚集区形成一种新的“民间社区现象”,并使“宋庄房讼”的官司闻名遐迩,才使这个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被揭示了出来。
艺术家和农民成为一对被告和原告,完全源于一个假象,即在于2000年以来艺术市场的活跃和少量艺术家的富裕,它成为一个貌似经济关系的不平衡——“画家发了”造成的,既然“画家发了”,当年卖房子的农民觉得“亏”了,就把艺术家告上法庭,要求索回当年卖给艺术家的房子。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艺术家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却变成了一种“神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到艺术区聚集,其结果是大多数的艺术家并没有获得“成功”,反而引发了宋庄和所有艺术区房租的一路飙升。就目前宋庄艺术区农民和艺术家所得到的利益看,农民作为房东的收入稳定并逐年增加,而绝大多数艺术家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受着精神压抑和生活窘迫的双重压力。
“宋庄房讼”的被告和原告,其实是一对利益密切相关的链条,他们共同的利益在艺术区的建设上,维护艺术区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他们共同的利益。这是我自2004年以来力劝当地政府领导因势利导,利用艺术家的资源和农民空置房屋、空闲土地,吸收文化创意产业的世界经验,建立宋庄艺术园区的原因。那时我确实头脑发热,当时我在一个展览前言中写到:
“近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宋庄艺术家园区的规划和建设中,我戏称自己由一个批评家转变成一个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乡绅’角色。……十余年的时间,宋庄聚集了上千艺术家,它在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群落雏型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了中国最早最大的艺术家群落。我在与宋庄周围艺术家的接触中,大多数艺术家生活和创作的艰难,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2004年,在我完全无法预料前景的情况下,开始和小堡村书记崔大柏一起商量规划艺术家园区的建设,当时我的想法主要来自对艺术家生活方式的关注,以及对艺术家群落正常存在和发展前景的关注。经过三年的努力,镇书记胡介报提倡文化造镇,以及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相对的宽松,使艺术家群落开始初具规模。艺术家园区包括非营利展览空间,画廊区和艺术家工作室区。艺术家工作室包括独特设计的方式,旧工厂改建和农家小院等多种方式,以及相关的服务项目,这样就使艺术家群落变成一个有机的活水结构,也为艺术家生活和创作逐渐正常化奠定了一个基础。对于我来说,艺术家园区是一个新的‘社区概念’,一个艺术家群落的乌托邦,一个自由和创造性的试验田——艺术、建筑和生活方式,在自由的试验中寻求创造性。近几年,在北京周围乃至中国的各个大城市,象宋庄一样的艺术家聚集地越来越多,事实上,它和它所在的地域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同时,中国每年艺术院校几十万的毕业生涌向社会,其中以自由职业为身份的艺术家将会不断增加,更显示出艺术家群落的形成,并有计划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可行性。同时,艺术园区的建设也是在帮助政府,寻找解决艺术院校毕业生生计的一种途径。”
尽管由于我参与艺术园区的建设招致艺术圈的种种非议,但至今觉得建立艺术区,不但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民间和政府的某种合作。事实上,自圆明园艺术村被驱散后,艺术家到宋庄的初期,艺术家面临的是和圆明园艺术家同样被驱赶的命运,是村支书崔大柏力保艺术家,才让艺术家能够在宋庄呆下来。其后,宋庄艺术园区建设才成为可能。因为,艺术家和农民构成的是一个民生及其利益的整体,保护艺术家的生存也是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处在最底层的两个群体。我寄期望和有见识有魄力的基层领导协力,从局部着手,做一些有建设性和改革性的实事,以形成一种“小环境”。确实,在村镇领导努力以及相关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宋庄艺术集聚区的建设初具规模。2006年,宋庄艺术家聚集区,获准进入第一批北京市文化产业园区的名单。那几年,从艺术家自发到地方政府参与,“宋庄艺术节”连续举办了七年,宋庄艺术气氛有过一段时间的热闹。
文艺的形势,一向是中国政策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当政策宽松时,就会出现文艺的空前繁荣,一般繁荣个五六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政策的紧缩时期。当宋庄艺术区的艺术形势开始热闹的2006年,也是“宋庄房讼”的开始,这场官司一直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如《宋庄房讼纪实》中记述的,由于各方的协力,官司的结局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坏。但毫无疑问,“宋庄房讼”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官司,我以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艺术家与农民的不期而遇,触动了艺术家和农民背后的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与农民的相遇,具有某种象征性,即艺术或者个体精神表达的自由,与个人乃至集体所有制财产处理的自由,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两个极限。其实宋庄艺术区后来的变化趋势,完全打碎了我的乌托邦梦想。迅速朝着我所担忧的方向发展着:一是宋庄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艺术形势最紧的区域,展览被封、艺术家被关押的频率上升。警察与艺术家以及政治与艺术构成了一种死结,成为中国艺术走向多元和繁荣难以逾越的障碍。其实,艺术除了表达艺术家的感觉——哪怕涉及到政治和某种敏感的话题,那也仅仅是一种感觉或者情绪的宣泄,其意义等同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只要不违反法律,这是现代社会政府不干涉艺术自由的原因。因为艺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自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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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艺术区

798艺术区

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艺术家的身份经历了从极其窘困的文化盲流到风光无限的思想精英,再到如今资本时代艺术产业链上的第一生产者的转变,而伴随着他们命运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同样经历了三十年的角色转换;798作为典型的艺术聚集区的品牌效应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不断膨胀,由此形成的纷争和矛盾不断,首先是07年798艺术区物业向798创始人之一黄锐发出驱逐令;之前798内的3818库多家画廊集体抗议租金上涨事件并搬离;今年11月,798艺术区的另一位创始人徐勇遭遇租金大幅上涨而被封门驱逐;同样在今年10月作为上海田子坊艺术区的创始人之一尔冬强因无法承受租金之重被迫离开呆了12年的田子坊,而更多艺术区在当下节点中同样都面临着未知的未来。

回溯原生态的艺术群落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画家村,栗宪庭回忆90年代的艺术村形成时介绍:90年代初,中国的流浪艺术家,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成帮结伙地居住下来,被称为圆明园画家村。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同时也屡遭警察的驱赶和抓捕。所以另一拨艺术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在离这个豪华酒店东面的一公里处,就是没有开发的农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新聚集起来的艺术家就租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这里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的艺术家喜欢把这里叫做东村,再者也和纽约的东村有一比,至少在艺术的圈子里,这里也是前卫艺术的发生地。

从艺术家身份转向批评家身份的杨卫经历了从圆明园到宋庄的变化,他在接受**艺术网采访时谈到以前的艺术区和如今的艺术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像圆明园、东村都是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源于他们都是社会边缘的人,在当时艺术家是非常边缘的,甚至是等同于流浪汉差不多,完全进入不了主流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平常说是自我边缘、自我流放,我们是不愿意苟同当时大一统的社会,我们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个时候就构成了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尤其是职业艺术家构成了对整个时代的张力,他是一种冲突型的,他选择独立必须要跳出当时的社会,游离于当时的制度。

圆明园画家村催生了方立钧光头和岳敏君大笑的雏形,成为玩世现实主义的发祥地,越来越多的流浪画家纷至沓来,在90年代初期社会背景下关于前卫艺术的消息散播很快,于是圆明园逐渐成为一个热血青年聚集地,也成为前卫的文化象征;据当时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介绍,1995年时村子里艺术家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人,虽然没有人统计过具体的数字,但是当时村子里每家村民都有艺术家房客,甚至有的房东干脆自己搬走,将房子全部租给艺术家,圆明园被艺术家们打造成了一个自由与艺术的圣地。

美高梅官方平台网址,而东村则是行为艺术家的聚集区,1995年来自北京东村的自由艺术家们包括苍鑫、马六明、张洹、左小祖咒、朱冥等11人联袂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摄影史上更留有浓重的一笔。1993年的另一个事件让东村名声大噪,那就是英国知名当代艺术小组吉尔伯特与乔治在北京的个展之后参观圆明园和东村,栗宪庭回忆当时马六明现场做了即兴的行为表演《与吉尔伯特和乔治对话》,使吉尔伯特和乔治以及在场的东村艺术家为之感动,也为此后东村的行为艺术强调身体表现力的语言方式开了先河。

但在9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自由和热闹处处充满了危机,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邹建平形容当时的圆明园艺术家们:一群落魄的艺术家,穷的叮当响,聚在一起有聚众闹事之嫌,艺术家们存在方式是半地下活动。在郊区,披头士和秃头,摇滚乐和裸体,着实让郊区的乡邻感到忐忑不安。于是1995年,艺术家们开始被驱逐出画家村,圆明园就这样消失在它的鼎盛时期,还有艺术家至今还保留了警察驱逐艺术家的影像片段。

当然东村最终也与圆明园一起不复存在,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聚集区的历史,自发形成然后消失,与商业社会距离很远。2009年,由海淀官方发起的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试图为已经逝去的中国最早艺术区正名,这让一路走来的艺术家们感慨万千,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自发形成,到1995年画家们被迫解散流落到宋庄,当文化艺术也成为座上宾时,海淀政府又频频向艺术家抛

出橄榄枝,只是十五年后迟来的展览已经挽回不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当代艺术东南飞的状态已成定局,艺术区从自发形成到人为打造,商业在此成为了操盘手。

草场地艺术区

当下被商业同化的命运

或许今天的艺术区已经不再像早期艺术群落一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取缔,但却只有两条路可走,能够推动商业发展的,被商业同化;不能带来商业利益的,只有消失。艺术区在未来,只有这样被瓜分的命运。

就目前的艺术区而言,杨卫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加入进来,比如有好多艺术区都是打造出来的;第二,艺术区已经不是从社会中游走出来,而是跟社会保持某种合作或者是默契、融洽的关系,艺术区现在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正是由于圆明园和东村的消失,才造就了今天的宋庄,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发迹,也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落魄,宋庄在度过了近十年的风光之后,如今的身份有点尴尬。2009年,已隐居多年的栗宪庭亲自出马担任宋庄艺术节的总召集人,以群落!群落!为主题召集了国内外十四个艺术区会师宋庄,他希望看到艺术家群落从早期的流浪状态转向落地生根,这似乎是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推手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希冀;只是看似已经扎根于社会中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在资本时代之下遇到商业和经济利益之时依然显得动荡飘摇。

艺术的名义让宋庄开始变得不同,地价上涨、不少知名艺术家的离去以及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官司等各种问题不断,尤其是艺术区体制复杂化,艺术家与村民之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收入差异带来的贫富差异,基础设施与保障的不完全等问题突出,从宋庄的目前来看官方介入让宋庄已经从一个原生态的艺术区慢慢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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