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官方平台网址,内容概要:在2003年7到9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丁衍庸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丁衍庸特展”。包括在各地汇集得来的珍贵文物共有二三百件之多,其中1954年至1972年之间的油画作品有134件。最为难得的是历史博物馆还特别向日本东京美术大学借得丁衍庸现存最早的《自画像》(写于1925年)。
在2003年7到9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丁衍庸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丁衍庸特展”。包括在各地汇集得来的珍贵文物共有二三百件之多,其中1954年至1972年之间的油画作品有134件。最为难得的是历史博物馆还特别向日本东京美术大学借得丁衍庸现存最早的《自画像》(写于1925年)。最为遗憾的是于1925至1949年这段时期的油画作品基本上已散失殆尽了,余下一部分由其妻带回乡下,1950年因土改运动被村民掠取并破坏,家人被逐出家园,实属可惜。
丁衍庸,一九零二年生于广东省茂名县,自幼即对书画产生兴趣,得父兄师长之鼓励,1920年中学毕业后;受毕业于日本帝国农科学院之叔父丁颖之建议,留学日本;于是变卖田产,自筹资金,假借公费留学之名(因当时日本政府只收公费推荐生),赴日本进修艺术。是年秋抵东京,先习日语,继后在川端学校补习素描。川端(创立于1909年),画学以藤岛武二为首的教授团队均以追求自由表现为艺术目的,为丁氏日后的艺术路向奠定基础。
1921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就读,该学校为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美术学校,网罗了全日本最富盛名的艺术家于该校任教,成为推动日本美术事业发展的中心,当时正值日本留学欧洲的学员陆续回国,西洋画风盛极一时,传入的西洋绘画包括学院派,印象派,立体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等等;丁氏在校接受的是西洋学院派较乏味的正统训练,课余经常外出看展览,一有余钱就用于购买美术书籍;当时日本展览活动频繁,博物馆展览频繁,有很多欧洲过来的画展,对那些用色大胆,线条简单流畅,自由奔放的野兽派情有独钟,特别是对马蒂斯的作品异常着迷,觉得他的画易被东方人接受,还有对早中期的毕加索也异常赞赏,这两位大师对他日后的探索影响殊深,亦给予他无穷的动力与启示。他后来在1935年撰写的《中西画的调和者高剑父先生》一文中,介绍高氏调和中西画法之成就,并就此讲到自己“很想把中国画的线条和墨用到西法画上”的想法。
1925年秋,丁氏回国后,留在上海艺术大学以及神州女学绘画专科等学校从事美术教育,把西洋艺术学校的一套教学模式引入中国,以推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其中交往频繁及与之共事的一班画家有;陈抱一(此君为上海一买办的儿子,衣食无忧,为艺术而艺术),许敦谷,关良,丰子恺,黄涵秋,陈之佛等留日画家。1925年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抱一及丁衍庸联同前上海艺大部分教职员于12月28日组成中华艺术大学,于12月31日开课,丁氏任董事兼教务长,艺术教育系主任,又与陈抱一共同负责教西洋画,直至1928年秋离开上海返回广州为止。回穗后主要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及体育专门学校任教。
1929年,陈济棠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大权,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其哥哥陈维周聘请一些文人政客如沈演公,张绍芹等为“高级顾问”,提倡中国固有道德,改造人心,保存国粹,并筹建广州市市立博院(即现今广州博物馆),聘丁衍庸参与规划工作。此前丁氏于1926-27年先后搞过两次展览,展出油画逾百件。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则坦言“认识不足,很难理解”。直到1929年筹建广州市博,有很多机会给他接触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绘画,使他一反常态,由抗拒变接受,深感中国文化传统之博大精深,还开始着手中国书画(主要是明遗民的四憎,和徐渭、金农等)、金石(汉印、周秦古玺),从而启发了他对传统的重新认识,此一变化,当时的海归派称其为“开倒车”。
其实当时另一班海归也同样如是;像关良,刘海粟,徐悲鸿都是弃油画而写国画,这三位画家的油画成就远不及丁氏;关良的油画很呆滞,刘海粟写得太焦,徐悲鸿油画则缺乏才情,太平庸了。
丁氏在回忆当时那一转变为:“学而后知不足…..我就从…(西方现代艺术)的体系和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方面去找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法,作进一步的研究。”他的这一转变是由西入中,用西洋现代艺术的眼光去审视中国的传统绘画,从而寻找解救中国艺术的方法;他对中国秦汉篆刻艺术的研究,就是看重它的“单纯”和“真率”,并“含有深远的意味”,他所以激赏马蒂斯的艺术,就在于其“极力主张还原”在形式方面异常“单纯”而又“稚拙”,内容包含得异常“广大”而“复杂”,有原始时代的优点,他能在寥寥数笔之中能够启示我们人类无穷的意味。他在评论马蒂斯晚年作品时说:“经过爆发性的创造,回复了原始艺术的本质,和儿童纯真的天性,以强劲生动的线条,单纯美妙的色彩,收到惊人的效果。”此一表现形式,非常符合丁氏的口味,为丁氏所向往的艺术境界。其实马蒂斯亦是深爱东方艺术的启示(当时指的是日本画,而日本画的大部分养分取诸中国画);通过这样的研究,丁氏才醒悟过来,马蒂斯所追求的东西,在中国艺术当中俯拾皆是;如石涛的天真烂漫,齐白石的童真稚拙,八大线条的驾驭能力,金农以其劲健的线条入画,徐渭的清狂不羁,挥洒自如及其文学修养,周秦古玺的朴拙原始等等。于是在从新认识中国艺术的过程中,力求“把中国人固有的艺术天才,重新再实现到今日的世界上,创造中国的新艺术。”
1941年抗战期间,辗转进入四川磐溪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继续他的西画教学工作,与之共事的有丰子恺,林风眠,关良,庞薰琴(留法)等。
1946年回穗,担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大肆改革,把原来的二年制改为五年制,校址设于光孝寺,并聘请庞薰琴为美术主任,成为华南地区较具规模的艺术专科学校。翌年,我父(吴灏别字子玉)时读高一,以相当程度投考省艺专和市艺专,放榜时都双双取得第一名的佳绩,由于艺术观点问题,父选择了入读省艺专,求学于丁氏门下,自此师徒的交谊日深,异常投契。两年过后,中国解放,丁氏为国民党党员,必须离开中国大陆,由于经济拮据而没有带家眷,只身去香港,据父说,他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一卷关良的戏曲人物,一卷林风眠(较早年的一类),一卷潘天寿,两张齐白石屏条,一为《玉兰》,一是《竹》。其余的画及藏画交给其妻及家眷运返茂名老家,可惜1950年的土改运动,令这批东西难逃一劫,更令他悲痛难受的是连他的妻子及三女儿也因穷困而饿死于家乡。(他家原本是地主,土地改革时田地公有化,家中财物给村民搜掠一空,还被逐出家园,当时丁氏在香港也未站稳脚筋,生活困苦。就算寄钱回乡也未必能收到,他托人带钱,经我父代转汇钱回乡,后因传丁氏为极右分子,在大陆的学生展开大批判,要人们与他划清界线,之后没有人敢再提丁衍庸三个字了,更不用说帮他做此等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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