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概要:一座城市的艺术是由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努力共同构成的,反过来,这座城市的艺术又影响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
一座城市的艺术是由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努力共同构成的,反过来,这座城市的艺术又影响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如果能够将一位艺术家与一座城市的艺术联系起来,那么这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艺术发展应该是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同样,这座城市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位艺术家的一生。
本文将杨可扬与上海的版画作为一个题目来做,正是因为杨可扬与上海这座城市是世纪同行的,他的版画历程在三个阶段中都与上海版画的发展关系密切。

杨可扬先生是上海老一辈著名版画家。但是他最早是搞漫画创作的。1936年,他在杭州参观了一个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展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里,他被陈烟桥、黄新波等人的木刻作品深深地打动并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颤。这可是杨可扬第一次接触版画,也正是因为这第一次强烈感受,使他毅然放弃了漫画,而走上版画创作的道路。第二年春,杨可扬回到上海,在曾经就学过的新华艺专参加了由同学们组织起来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到内地开始用木刻作品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杨可扬返回上海,和来自各地的木刻同行着手筹办规模庞大的《抗战八年木刻展》。从此,杨可扬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
杨可扬的早期版画作品几乎全为黑白木刻,创作题材以人物为主,深刻反映国统区的社会矛盾。他的《老教师》、《张老师早!》、《教授》等作品通过描绘教师的艰难生活,从知识分子这一层面来揭露旧上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他遵循鲁迅先生的新兴版画运动的思想,“放刀直干”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画面粗犷有力,对比强烈,人物造型质朴自然,以情动人。从他创作于1943年前后的《孤儿寡妇》、《盲丐》到1947年前后的《夏》、《教授》等作品来看,短短的几年里风格已经有所变化,后者趋向精致与完善。
杨可扬版画历程的第一阶段是在上海接受了战斗的洗礼,并且完成了一批以上海作为时代背景的版画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杨可扬的版画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表现题材由以人物为主转为以风景为主。由于解放初期的美术创作十分强调体验生活,而且鼓励艺术家走出上海,到内地的山区去,到农村去。所以,杨可扬这一时期的创作描绘外地风景和农村生活的作品比较多。变化之二是版画作品以套色木刻为主。其实杨可扬本来就十分喜欢套色木刻,只是在解放前受到条件与时间的限制,无法搞套色木刻。即便如此,他也曾在1946年创作过一幅套色木刻《迎亲图》。新中国成立后,明媚的普照祖国大好河山,用套色木刻来表现既是心情所致,又是顺理成章的事。
杨可扬的套色版画所作风景多为普通的山乡农村小景,而很少见名胜古迹。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套色木刻与他在解放前创作的黑白木刻相比,两者的面貌已是完全不同。作品的艺术趣味从“放刀直干”的刀味、木味转向了黑版与色版的巧妙配合,更注重作品整体的色彩感觉,并且在写实手法中融入某些装饰趣味。如果从杨可扬的版画创作来说,他在这一阶段作品比较少,似乎与上海版画界有些疏远,其实不然。倘若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来看,他对上海版画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从1956年起,杨可扬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编审,时间长达30多年。由于他的版画创作经历,他对版画书籍和画册的出版尤为重视。他与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吕蒙一起到北京促成了全国性版画刊物《版画艺术》双月刊在上海问世。文革结束后,经他的努力,《版画艺术》于1980年又以丛刊的形式出版。这本刊物在当时对推动和繁荣全国版画创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也为上海在国内外的版画界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由杨可扬担纲编选的《外国黑白木刻选集》、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画《城市》和《麦绥莱勒木刻集》,以及日本的《斋藤清版画集》相继出版,特别是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筹备和组稿,在1981年如期出版了《中国新兴版画50年选集》、《版画纪程——鲁迅藏中国现代木刻全集》,他还按照当年的版式重新出版了中外木刻画集10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引玉集》、《士敏土之图》等。这一切都为上海版画家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参考材料。
于此同时,杨可扬还于1963年汇聚了上海地区的版画作品,出版了《上海版画选集》后又主持出版了《陈烟桥版画集》、《沈柔坚画集》、《吕蒙画集》和邵克萍的《木刻的实习与创作》等,为上海版画和版画家尽其全力宣传与传播。
所以说杨可扬版画历程的第二阶段是从版画的出版方面对上海的版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对全国版画事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杨可扬在版画创创作上真正进入盛期的是在他离休以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他说:“不想离休后,正好碰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我从迷惘中清醒过来,但已深感时间不多了,很有些悔迟恨晚的紧迫感,因此,近些年来在创作上比较的抓紧,单从数量上看,有几个年头里,就是过去身强力壮时也没有达到过,不仅如此,而且还探索开辟了创作的新领域。”
世界上有不少艺术家的创作盛期出现在晚年,杨可扬也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随着阅历眼界的开阔,艺术经验的积累,加上创作时间的充裕,使他的版画艺术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他在版画创作上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他的早期作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尽管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与同辈版画家的作品并驾齐驱,不分上下,但是他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大约从1980年代起,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开始形成。画面以粗壮有力的线条与大块面黑白成为主要的构架,由此消解了由排列的线条或密集的点组成的灰面;套色强调色彩的单纯性与平面性,一些作品更以局部套色手法使色彩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比如《新年》仅用了丁点的红色却足已将乡村中过年的气氛渲染得出神入化。至90年代,画面的造型越发地简洁,由此形成大气、明快,以少胜多的艺术格局。其风格之鲜明,以至只要看画面,不用看署名,就知道是杨可扬的作品。沈柔坚说杨可扬的版画“以简朴、强烈、粗壮见长。”杨可扬自己则说“但所谓自己的风格,说实在的。不过是比较粗比较实,也可以说是比较呆比较板而已,”在这谦虚话语中实在是道出了他版画艺术的个中三昧。至此,杨可扬的版画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洋木刻对他的影响,也跳出了中国民间木版画的传统,建立起一种既有现代气息又具中国气派的艺术样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可扬的版画风格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由此可以看出此种风格的创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可扬先生晚年的版画创作将目光更多地关注上海,他说“很想通过版画作品,留下一点历史痕迹”。他晚年创作的《上海您好!》、《浦东之春》、《桥上桥下》、《曹杨今昔》、《都市生活》、《上海早晨》等作品集中反映了上海城市建设“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日新月异的面貌,也描绘了上海邻里街坊的温馨小景,无不充满着画家热切的期待和由衷地赞美。
可扬先生是一位心胸豁达,宽容大度的艺术家。他的性情是与他的版画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可扬先生在创作上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从不排斥西方的现代艺术,不但自己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而且对中青年版画家的艺术创新与艺术实践始终抱着支持的态度,同时也告诫不要去搞那些以丑为美、表现痴呆、低能的东西,因此深受后辈的敬重。1985年,上海版画会成立,可扬先生被推举为会长。在此后的1990年、1995年上海版画会两度换届时,他又两度当选会长,直到2002年换届时,他因年事已高,再三推却,才转任名誉会长。
可扬先生所说的“还探索开辟了创作的新领域”,这新领域首先指的是藏书票。在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百余枚藏书票,于80岁时精选了100枚出版了一本《可扬藏书票》。在他的推动下,上海的藏书票在创作、、出版等方面都是大有起色,在全国范围内可谓是一枝独秀。
今年是杨可扬先生诞辰100周年。可扬先生从事版画创作也有70多年了。在他的版画历程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对于艺术与生活的见解和态度。从他作于1947年的《张老师早!》到1999年的《曹阳今昔》,他的版画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所见所感,经过提炼和加工创作出来的。他在1948年写的《今后的木刻运动》中说:“艺术应该表现人民的生活,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在一篇《贴近生活,关注人生》的随感中呼吁:“我希望一向贴近现实生活、关注社会人群的版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奉献自己的才华,把版画艺术推向更加辉煌的高峰。”可以说,杨可扬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生活的体验者和表现者。这是一位老版画家的成功之路,也是他对上海版画发展的期望。

一座城市的艺术是由许许多多艺术家的努力共同构成的,反过来,这座城市的艺术又影响着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如果能够将一位艺术家与一座城市的艺术联系起来,那么这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艺术发展应该是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同样,这座城市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位艺术家的一生。

本文将杨可扬与上海的版画作为一个题目来做,正是因为杨可扬与上海这座城市是世纪同行的,他的版画历程在三个阶段中都与上海版画的发展关系密切。

杨可扬先生是上海老一辈著名版画家。但是他最早是搞漫画创作的。1936年,他在杭州参观了一个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展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里,他被陈烟桥、黄新波等人的木刻作品深深地打动并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颤。这可是杨可扬第一次接触版画,也正是因为这第一次强烈感受,使他毅然放弃了漫画,而走上版画创作的道路。第二年春,杨可扬回到上海,在曾经就学过的新华艺专参加了由同学们组织起来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到内地开始用木刻作品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杨可扬返回上海,和来自各地的木刻同行着手筹办规模庞大的《抗战八年木刻展》。从此,杨可扬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

杨可扬的早期版画作品几乎全为黑白木刻,创作题材以人物为主,深刻反映国统区的社会矛盾。他的《老教师》、《张老师早!》、《教授》等作品通过描绘教师的艰难生活,从知识分子这一层面来揭露旧上海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他遵循鲁迅先生的新兴版画运动的思想,放刀直干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画面粗犷有力,对比强烈,人物造型质朴自然,以情动人。从他创作于1943年前后的《孤儿寡妇》、《盲丐》到1947年前后的《夏》、《教授》等作品来看,短短的几年里风格已经有所变化,后者趋向精致与完善。

杨可扬版画历程的第一阶段是在上海接受了战斗的洗礼,并且完成了一批以上海作为时代背景的版画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杨可扬的版画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是表现题材由以人物为主转为以风景为主。由于解放初期的美术创作十分强调体验生活,而且鼓励艺术家走出上海,到内地的山区去,到农村去。所以,杨可扬这一时期的创作描绘外地风景和农村生活的作品比较多。变化之二是版画作品以套色木刻为主。其实杨可扬本来就十分喜欢套色木刻,只是在解放前受到条件与时间的限制,无法搞套色木刻。即便如此,他也曾在1946年创作过一幅套色木刻《迎亲图》。新中国成立后,明媚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好河山,用套色木刻来表现既是心情所致,又是顺理成章的事。

杨可扬的套色版画所作风景多为普通的山乡农村小景,而很少见名胜古迹。如果将这一时期的套色木刻与他在解放前创作的黑白木刻相比,两者的面貌已是完全不同。作品的艺术趣味从放刀直干的刀味、木味转向了黑版与色版的巧妙配合,更注重作品整体的色彩感觉,并且在写实手法中融入某些装饰趣味。

美高梅国际游,如果从杨可扬的版画创作来说,他在这一阶段作品比较少,似乎与上海版画界有些疏远,其实不然。倘若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来看,他对上海版画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从1956年起,杨可扬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编审,时间长达30多年。由于他的版画创作经历,他对版画书籍和画册的出版尤为重视。他与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吕蒙一起到北京促成了全国性版画刊物《版画艺术》双月刊在上海问世。文革结束后,经他的努力,《版画艺术》于1980年又以丛刊的形式出版。这本刊物在当时对推动和繁荣全国版画创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也为上海在国内外的版画界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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